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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么大的减税降费的规模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，无论是近些年来，还是几十年来，都是空前的。”王军表示，今年是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以后，新税务机构正式运行的第一年。新机构要有新气象，要谋新作为。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，找差距、补短板，进一步建设好我们“事合、人合、力合、心合”的“四合院”。合得更兴业、更齐心，更有利于落实好减税降费的各项政策，更有利于组织好各项收入，更有利于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。

为了打击环境违法犯罪，早在2017年，环保部会同公安部、最高检发布《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》（简称《办法》）。该办法对各个部门责任义务的规定十分明晰，若严格遵循该制度，“以罚代刑”的情形本不该出现。该县环保部门向公安部门移交案件时，未提供环境监测报告。但《办法》明确规定，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环境犯罪案件，必须要有监测、检验报告等材料。而县公安部门发现材料不全，也该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书面告知环保部门补正，而不是直接把案件退回。两方未尽责时，检方身影也缺席了——依据《办法》，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移送过程中，检察机关对环保和公安部门应依法实施法律监督。

面临债务压力的同时，西安高新自身造血能力尚存不确定性。西安高新控股今年4月的发行文件披露，公司面临财政补贴占比较大风险。作为西安市高新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，西安高新控股获得了各级政府较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。2015-2017年，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对西安高新控股的政府补助分别为6.09亿元、7.93亿元和8.88亿元，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补贴分别为5.52亿元、7.50亿元和8.39亿元。中诚信在前述信评报告中还提及，西安高新控股公司治理情况值得关注。2018年9月以来，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较为频繁。2018年11月，一则“西安千亿国企由80后任董事长，毕业仅1年95后任董事”的消息引起社会舆论。消息中“西安千亿国企”正为西安高新控股，公司2018年9月新任的三名高管中，一名出生于1984年的人员担任董事长，两名“90后”担任董事，其中一位出生于1995年，任职时毕业仅一年。随着事情的发酵，西安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介入并责令西安高新区财政局立即展开调查。2018年11月4日，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对争议的三名涉事人员作出了停职处理。2018年11月5日，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发布声明，西安高新区财政局违反管委会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任用的相关规定，擅自变更企业法人代表及董事，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局长被免职；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运行正常，舆论关注的三名涉事人员并无特殊家庭背景，整个任职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“打招呼”等违纪违规现象。2018年12月，西安高新控股发布公告，免去三名涉事人员职务，选举产生新的董事长。据其表示，此次高管调整系为了“进一步规范企业管理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加快推动公司转型发展，建立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”。据西安高新控股披露的新任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党发龙的履历，其出生于1971年，此前为西安高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。

在A股上市公司中，任职5年及以上、小于10年的董秘数量最多，为1253人，其2017年度平均薪酬为58.6万元。任职1年及以上、小于3年，与任职3年以上，小于5年的董秘薪酬差异并不明显，分别为57.6万元和57.8万元，略高于A股上市公司所有董秘薪酬的平均值（表6）。

据顾老伯介绍，当地土壤适合种植水稻，他们整个村80%的土地种的是水稻，大豆、玉米面积则占比20%，大豆稍多一点。他家这块地玉米的出苗率为70%，去年这个时候苗都出齐了，今年当地天气相比往年偏干旱。一路向北，当考察团驱车赶到海北镇三合村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，风刮得猛烈，当地温度又很低，之前跟当地合作社负责人约的访谈只能在车内进行。没过多久，一场大雨迎面扑来，考察团成员冻得直哆嗦。

最后总结发言阶段，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康特大使表示，两国领导人近期两次会晤成果丰硕，为中印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，令人振奋。双方应落实各项共识，整合发挥现有机制作用，增进互信，管控分歧，确保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。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，与会嘉宾与观众答问互动。大家纷纷表示，此次活动是一次真正的“头脑风暴”，为关心与支持中印关系发展的各界人士提供了平台，有利于集思广益，为开创中印关系新局面贡献智慧与力量。研讨会结束时，与会人员高呼“印地秦尼巴依巴依”（印中是兄弟）的口号，将活动推向高潮。